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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作家专访】青年作家网签约作家张波:蚊釨东北默默一介字虫

  个人简介:蚊釨,东北默默一介字虫,宅男,独行侠,交响乐发烧友之外爱好博杂,与个人经历反比。故乡黑土地,现居渤海滨,逆生长一幅江南性情,濡染笔端。小说作品散见国内杂志,曾出版《蚊釨书▪短篇小说卷》。获各级各类奖项若干。2008年入辽宁省作协。2015年入中国小说学会。

  马尔克斯2002年出版了一本自传,取名《活着为了讲述》。我觉得,加西亚▪马尔克斯确实是一个狠角色,他不需要在这里“魔幻”,他言简意赅,道出一名职业小说家的终极目标,让“意义”彻底覆盖写作本身。还有更狠的。在《活着为了讲述》这本书中,他写道:“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,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,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。”“要么写作,要么死去。”1960年1月4日,法国小说家加缪死于一场车祸,从车祸现场找到一个公文包,里面是他正在潜心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《第一个人》,这个魅力非凡的男人,三年前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而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,他却认为,自己的写作才刚刚开始,他要写出一部超越自己以往任何一部作品的“大作品”,可惜的是他就这样走了。我从中寻到的一点慰藉是,直到最后一刻,加缪都一直没有与他的“长篇叙事”分开。在中国,广为人知的写作“狠人”,当然要数以生命热血为笔墨,写就长篇史诗《平凡世界》的路遥,1991年这本书完稿,当年因劳累已经不能走路,需要人搀扶,第二年,42岁的他便溘然长逝。对此,至今一直众说纷纭,但没有人以路遥自己的视角去看待他,所以那些异议无需置评。我相信,那个世界的路遥,因为《平凡世界》的完成,他一定是无憾的!如果有人问我:为什么喜欢文学创作,马尔克斯这几句话,加缪之死的手稿,路遥的执着飘逝,算不算是最彻底、最无退路的回答呢?因为在我看来,当一位写作者的创作行为,已经与他的生命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,其它的任何事都已不再重要,“讲述”(创作)成为最具魅力、最值得为之付出一切的事情,难道,还有什么事情更值得我去喜爱它吗?当然,这是“现在时”的一种钟情。还有比这更流行的说法:初心。在当下这个物欲汹涌、单纯失色的社会浮面,“初心”被更多地提及和回味,是否恰恰因为“初心”已被更多人遗忘?因为缺失,才会有更多的召唤。初心有各种不同的含义,但它一定有一个共同点,便是纯粹和无功利性。说起我的文学初心,或许还是缘于对读书的喜爱,我开始有阅读、审美、解析一本好书能力的青春年华,正是所谓的“文学黄金时代”,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被翻译出版,西方的哲学思潮方兴未艾,当代先锋文学异军突起,这些都与我的年轻趣味美妙邂逅,当阅读量累积到一定规模,当生活的各种遭遇和历程,与内心的喜怒哀乐发生碰撞之时,表达便成为一种必然的方式。而表达方式由稚嫩到相对成熟,得益于那个时期疯狂迷恋的托尔斯泰、索尔贝娄、王蒙、孔捷生、王安忆。捉笔弄文起始于表达,途经一种爱好,最后几乎修炼成一种习惯。当然,如果说最初便百分之百毫无功利之心,或许有嫌虚伪。回头去看,或许是有一点的,便是对于现状的不满,和抵达未知情境的想象,那也是最初踏入创作门槛的一个关键触点。或许自从能够独立思考那天开始,我就比其他少年同伴更早、更多、更自觉地沉浸在一种冥想、思考状态中,努力要给未来自己的人生,圈出一个我心仪的坐标点,以摆脱或超越所处的现实,其实我对当时的生存环境,以及未来的指向并不明确,但显然,当时的生活状态,不是我想要的。我至今还记得,十五岁那年夏季,一个寂静的周末上午,我独自坐在一家废弃的工厂院内,四周荒草丛生,建筑破败,只有阳光暖暖的,不合时宜地喷洒在这空寂的画面里,就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中,我或许也被阳光感染到了,也在做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:我的手不断扯着周围的荒草,脑子里却在思考一个天大的问题。那是关于未来人生该做何选择的浅层次疑问:我就这样平淡地活下去么?就像祖辈们那样,在琐碎、疲惫、庸常的劳作中,度过一生?不,真的不要!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初心:发愤读书,尝试写作,改变命运!就是那个时刻,它悄悄萌发出来了。

  中篇小说《少年当街》(原载《广州文艺》2016年12期)。之所以单说它的创作之路,如此难忘和重要,要分两个方面说。一是,《少年当街》与母亲的关系。其实在写这部中篇之前,我写了一个不到两万字的短篇《硬币的向度》(原载《鸭绿江》2016年2期),但它竟然写了一年多,原因是在写到不足一万字的时候,父亲病重,之后去世,小说就被搁置了半年多,找不回状态。写完后,《少年当街》开始构思,动笔不久,母亲又病了,她是因为思念父亲,整天都会要我带她去找父亲,我很难有状态,也离不开她。陪伴她的大约两年多时间里,我基本放弃了读书和写作,只是偶尔在她午睡时,我才会想起,电脑里还沉睡着一群“少年”,才会应付自己似的敲几行字,这样才会让自己松那么一口气,才会觉得,自己还活着,还没有彻底失去讲述的能力。但那样的一种状态,语言的控制力以及结构的掌控,已经非常差了,所以在母亲病逝后半年,我重新写它的时候,我发现居然写了近五万字,《广州文艺》的主编老师读后跟我说,要删掉一万五千字,杂志才能用。一万五千字,这相当于在一部中篇小说里,删掉一个长一点的短篇小说,这让我痛不欲生。但我最后还是忍痛,割掉了那些因为状态上的痛苦,而注入到小说中的情绪部分。所以,从某种程度上,我愿意说,这个中篇是献给母亲的,就在于,整个小说的写作过程,也正是我陪伴母亲最后岁月的时间。所以小说中每一字每一句每一节,里面的哀伤与悲切,期望与温情,都和母亲有关,都和我与她最后相处的日子有关,这在我的小说写作生涯中,是一份特殊的抹不掉的记忆。小说中,母亲没有一字一句的出现,但她一直就站在小说纵深处,默默看着我,目光充满疼爱……二是,《少年当街》与我的关系。可以说,小说中“几乎”没有我自己的少年经历,但却处处与我的少年时代相关。这样说,是因为我讲述了少年记忆中的所见与所闻,它的经验是我独有的一种视角,所以我看不到我自己,而只有我视角中的玩伴、亲人、同学们的身影,他(她)们在一个又一个黄昏的光线中,往来飞驰,声息不断,也像我自己,在那个年龄、那个年代印在暮色中的影子,只是像拍电影一样,换了一个机位和角度而已。所以,不是我自己的故事,又与我自己的经历有何不同呢?或许正因为如此,《少年当街》在我截至目前全部发表的小说中,自又增添了一份特殊意义,是我的其它小说中所没有的图像、声息、气味,值得我来怀念它,善待它。当然,我说小说中“几乎”没有我自己的少年经历,便意味着,还是有我的少年经历在里面的,那边是电影院门前“打架”那一段细节,差不多可以这样说,对我而言,那是我整个少年时代绝无仅有的一次“恶”行为,或者叫暴力行为、复仇施暴,都可以,总之,一向温以待人的我,那一次将那个男孩暴打,让他再也不敢欺辱我,而我自己,却全无“骄傲的胜利”之心,就像小说中写的那样:我抖着,惊恐至极,不像我暴打了别人,而是相反……温情主义,出来不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获得恩宠,它可能会被假惺惺的现实的风,轻轻抚摸那么一下,但现实永远就是现实,尤其当卡夫卡的K永远不能抵达他要进入的城堡时,现实便没有什么荒谬性可言了,它就展开在你的面前,但是你和它之间,永远会相隔那么一个循环,一个你绕不进去的循环,这对K来说,或许真的会是一件好事,因为,那会避免许多城堡内的机关算计、暗堡伤害,以及排除不掉的壅塞和郁闷。对K如此。对我,何尝不是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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